初遇江城的暗涌

军办事处的次数，渐渐超出了“必要”的范畴。他带去的不再仅仅是例行公事的文件，还有更多“额外”的东西——用自己微薄薪水分批偷偷换来的、在黑市上也紧俏的磺胺药粉，小心地用油纸包好；几支来之不易的、灌满墨水的钢笔；甚至有一次，是他从自己书房里“顺”出来的、英文原版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，扉页上还有他当初时写下的、稚嫩而激进的批注。

    起初，陆红英的戒备像一道无形的墙。她公事公办地接收，登记，眼神锐利如刀，仿佛要剖开他殷勤表象下的真实意图。

    但渐渐地，她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些与周遭那些脑满肠肥、醉生梦死的同僚截然不同的东西——不是单纯的公子哥儿的多愁善感或一时猎奇，而是一种尚未被彻底磨灭的理想主义光芒，一种因身处黑暗而对光明更显焦灼的渴望，以及一种……属于他那个阶级出身、却因此显得更加难能可贵的、清醒的痛苦与挣扎。

    他们开始有了一些短暂的、超出公务的交谈。有时是在走廊，有时是在她那张堆满文件、简陋得惊人的办公桌旁。

    话题从物资交接，慢慢延伸到时局、救亡、各自读过的书、对这片土地未来的隐忧与渺茫希望。刘明轩震惊于她贫苦童工出身，却靠着惊人的毅力自学了流畅的英语，对马列着作的见解深刻而独到，不带半点教条气；陆红英则在他偶尔激动时挥动的手臂、眼中燃起的火光里，捕捉到了一种珍贵的、可被引导和点燃的纯粹。

    情愫，就在这弥漫着硝烟味、文件灰尘味和危险气息的狭小空间里，在关于民族存亡的沉重话题间隙，悄然滋生。它不像舞池里的华尔兹那般旖